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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兴亡百变物(bǎibiànwù)自闲，富贵一朝名不朽。细思物理坐叹息(tànxī)，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歌》的最后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“小我”在大(dà)历史(lìshǐ)面前的无奈(wúnài)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(zhī)宝”之首，康有为这样提起它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出土于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陈仓(chéncāng)境内的陈仓山北阪（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(lǚzāo)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(xiānhòu)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在(zài)唐代时关注(guānzhù)者虽多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，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了两百年后(hòu)，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(xiàzhǐ)迁至汴梁，不幸(bùxìng)赶上了“靖康之(zhī)变”，又流落到北京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(suǒde)古器(gǔqì)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牵扯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(rújīn)，游客可在宁寿宫建筑群的珍宝馆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清单》，但在这组(zhèzǔ)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太(tài)多的谜：制于何时？为什么要造它？为何如此珍贵？该怎样去欣赏？……本文主要(zhǔyào)依据官波舟先生(xiānshēng)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，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藏明拓(cángmíngtuò)战国石鼓文册为什么制成鼓状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（李渊的年号）说(shuō)较佳。 唐书法家(shūfǎjiā)窦臮（音如(yīnrú)寄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(yǒu)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(bìngzuò)鼓形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：‘世咸言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，即(jí)大篆）之迹，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。 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，石鼓出土不会晚于此(cǐ)。 石鼓是10个刻有文字的(de)鼓状(gǔzhuàng)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(wúrén)、吾车、汧（音如千，汧河即今(jīn)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也、兮）、田车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(fǎnyìng)。它象征的是天幕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(biǎoshì)，石鼓(shígǔ)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(qián)766年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则认为，石鼓(shígǔ)(shígǔ)应(yīng)制于秦惠文王称王(wángchēngwáng)时，即前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独特，“祭天曰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(yì)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，可见它应被埋起来，很难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(qín)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(bǎ)祭品做成鼓状，可能(kěnéng)是图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别的。 石鼓(shígǔ)震撼唐代文人圈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(suìliáng)）、欧阳（询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有六： 一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皆刀刻或(huò)铸造；石鼓文则有了笔意，呈现出书写味。 二是甲骨文、金文偏旁部首随意性强；石鼓文(shígǔwén)则(zé)偏旁部首固定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有象形字；石鼓文已(yǐ)线条化，蜕尽象形痕迹。 四是甲骨文、金文或圆或扁(biǎn)；石鼓文已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甲骨文、金文结体(jiétǐ)多变，或疏(shū)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(huò)粗或细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发展史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(shì)上古(shànggǔ)文学史的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(zhōng)《吾车》与《诗经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资料(zīliào)，而且更重要(zhòngyào)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、复古者都能拿它当借口(jièkǒu)。宋代诗人梅尧臣(méiyáochén)认为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如鸟翔(rúniǎoxiáng)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(hányù)上书，请求将石鼓(shígǔ)移入太学珍藏，却未(wèi)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当道，“方今太平日无事，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尚论列，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郑余庆把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(chūtǔ)近200年的石鼓终于有(yǒu)了遮风避雨处。 石鼓文赵明诚的思路有点怪(guài) 唐末至宋初(sòngchū)，中原战乱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之父(fù)司马池任凤翔(fèngxiáng)知府时，找回9件石鼓，安置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(zhàyuán)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(sòngrénzōng)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不确，司马光说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清廉，且(qiě)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(jiāng)石鼓迁至汴梁(biànliáng)的不是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。 苏轼科举成功后，首任期（三年）也在凤翔，趁机精研石鼓(shígǔ)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(zì)，北宋(běisòng)时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(gōu)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最多。 学者(xuézhě)韩立平认为，当时(dāngshí)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，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(de)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(zhōuxuānwáng)下令造(zào)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强劲的外敌(wàidí)，成为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富而(fùér)不强，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只会从故纸堆中找(zhǎo)方案。 赵明诚便(biàn)从石鼓中看出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以前碑刻，如此鼓文及(gǔwénjí)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坏，又不堪他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碑碣，石虽精好(jīnghǎo)，然亦易(rányìyì)剥缺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得以传承，因只用烂石材，无(wú)二次利用价值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，事事有理(yǒulǐ)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的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(zhōngyú)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(xuēqù)，下半部则被掏成臼，用来舂米，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(sìxíng)文字。可见(kějiàn)，石鼓可以(kěyǐ)再利用。 北宋(běisòng)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石鼓调运至汴梁，藏在(zài)太学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，并(bìng)在字口中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汴梁，石鼓与大量(dàliàng)文物被劫至今北京，金人刮走了嵌入的黄金，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(shēngchén)使时，刻意向金国使节(shǐjié)询问(xúnwèn)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，末句感慨：“致主有心歌小雅(xiǎoyǎ)，汗颜无术下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(nàyàng)建功立业，却没才能达到(dádào)更高境界。 金正隆三年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(xiāohuǐ)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，幸石鼓早被遗弃，官方亦不知(bùzhī)它在何处，使它躲过了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虞集在泥(ní)草中发现(fāxiàn)石鼓，元皇庆元年(yuánnián)（1312年），迁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无播迁。 差点没上“南迁(nánqiān)”名单 明清时，石鼓成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(quánlì)垄断了相关操作。 据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(qiánlóng)与石鼓文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(xiěshī)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(shí)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》，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(yīshǒu)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。 73岁时，乾隆得石鼓(gǔ)文的元拓本，是当时所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(xiàobēi)记录，并让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(shībá)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(yītào)放在国子监孔庙大成(dàchéng)门外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(tōngguò)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地扮演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”的形象(xíngxiàng)。 1933年4月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(xuézhě)彭海军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30余位(yúwèi)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乏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(huángwénbì)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(jiāng)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(zuò)军事根据地构想，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”，当时(dāngshí)石鼓不属于故宫博物院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(zhuāngyán)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一天，我(wǒ)(wǒ)忽然奉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(guózǐjiàn)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重大又困难(kùnnán)的课题。” 它们是故事最多的(de)石头 石鼓(shígǔ)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(jiù)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(fǎnfùyánjiū)，决定先用蘸(zhàn)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，此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(ránhòu)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扎紧，用厚绵纸(miánzhǐ)裱糊，再用粗麻绳捆绑，外裹三四层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稻草塞紧，致“每鼓重逾两吨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。 在(zài)迁移中，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，石鼓一路(yīlù)封闭，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地宝鸡县，特意开箱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(zhǎnshì)3天。 抗战(kàngzhàn)结束后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车(chē)祸：一是(shì)在江津县广兴乡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箱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；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(wúsǔn)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(shígǔ)差点(chàdiǎn)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(méi)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一直在南京仓库中，直到1950年初运回北京，当时国子监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(bùzú)，暂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(méi)学生(xuéshēng)，文物局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(shígǔwén)音训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馆在(zài)皇极殿东庑房，逛珍宝馆的(de)游客很容易忽略它，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(zuìduō)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仍屹立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(qù)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 来源：北京晚报(běijīngwǎnbào)·五色土